当代中国经济专题图,我国经济发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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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cker 2年前 (2022-10-09) 教育 95 2

介绍:

现在我国的经济形势是什么

重工业化,陷阱还是动力 摘要: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重化工业时期。重化工业将主导和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本文指出,中国目前尚不具备重化工业大发展的经济、社会和技术等相关条件。超前、盲目的重工业化将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就业问题恶化和贫富分化加剧。中国实现工业化应该开拓新思路,理性选择发展重工业的时机,切实加强技术和组织创新,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关键词:重化工业; 陷阱; 动力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快车道,有人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过程中的中后期阶段——重化工业时期。重化工业将主导和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不少地方政府在增加财税、彰显“政绩”的利益驱动下,超前、超自身能力投入大量资源大力发展重工业。重工业化的热潮初现端倪。笔者认为,“重化工业论”并不符合中国国情。我国目前尚不具备重工业大发展的经济、社会与技术条件。盲目、片面地追求重工业化将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危险。 一、缘起:重化工业论及其理论渊源 重化工业为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被人们称为国民经济的“脊梁”。1999年,我国的重工业增长速度比轻工业高出1个百分点。到了2000年时,重工业增长速度比轻工业快3.5个百分点,2003年又升至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重工业占GDP的比重从1997年的53.8%猛升至2000年的59.1%,2003年更是达到了64.3%,几乎接近了1960年的记录(66.6%)。此外,2003年1—11月份,石油、汽车、电力、冶金、电子、化工等六大重化工业行业实现利润3914亿元,占整个工业利润总额的54%,这六大行业共新增利润1281亿元,占整个工业新增利润的57.3%[1]。针对近几年来我国重化工业的发展势头,有人惊呼:当下中国已经进入了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阶段。 追溯“重化工业论”的理论渊源:一是霍夫曼的“轻重工业转换定理”。他以消费品工业(轻工业)产值与资本品工业(重工业)产值的比例(霍夫曼系数)为依据把工业化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在这四个阶段中,轻重工业产值比重此消彼长,重工业比重逐渐占据上风;二是H·钱纳里的“经济结构转换模型”。他以人均GDP为参照指标,将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分为三大阶段: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工业化阶段和发达阶段。而工业化阶段又进一步细分为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其工业化各阶段中的中、高级阶段就是重化工业大发展时期;三是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他认为,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要经历六个成长阶段:“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成熟阶段”和“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就是工业化进程中的重化工业阶段。而除“传统社会”以外的后五个阶段,就是一般所指的工业化进程诸阶段;四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增长理论。马克思指出,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资本家为了能够使再生产持续进行并不断地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必须快于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2]489页。列宁在《论所谓市场问题》一文中,也认为,“……增长最快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的生产。”[3]71页 以上四种理论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经济内部结构变迁的过程。部分学者正是基于这四种理论而提出“重化工业论”的。 二、解构:重化工业论的误区 笔者认为,基于霍夫曼定理等经济学理论而导出当下中国的“重化工业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是值得商榷的。 从理论上看:1.霍夫曼、马克思和罗斯托等人的理论是对19世纪、20世纪上半叶之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而当下中国已经进入21世纪。中国与当时西方发达国家所处时代不同,国情也不同。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就一定适合中国吗? 2.如果说重工业化阶段是工业化过程中无法绕过的“坎”,那么,这个“坎”是否在当下中国就非得跨过?等条件成熟时再跨过这个“坎”不行吗?(当然,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在此并不是怀疑霍夫曼等人的理论在特定范围具有特定程度的真理性。而只是怀疑由此引申出的“重化工业论”在当下中国是否“服水土”。) 从实际上看,我国目前也尚不具备重工业大发展的相关条件。 (一)中国缺乏重工业大发展的经济基础 重工业是一个规模庞大、资金密集、技术要求高、能源消耗多的工业部门。若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作后盾,发展重工业无异于空中楼阁。而证据表明,中国目前的经济基础无法支撑重工业的大发展。 1.中国的“三农”问题依然严重。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它为工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原材料。农业的发展与发达进度直接关系到工业化的进程。毛泽东在50年前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就指出:“……如果是真想(发展重工业),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4]25页”。当代中国的工业化更是离不开中国的农业、农村与农民问题的解决。而目前,我国乡村依旧贫困落后,许多地方仍沿袭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城乡之间的差距依然较大,农村社会、文化、教育、卫生发展缓慢。据统计,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绝对量之比在20世纪80年代为1.8:1,到2001年上升为2.9:1,2002年上升至3.1:1。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的财政补贴,这比例将达到6:1,这一比例在世界范围内都不多见。而且,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幅度日益下降,1997年为4.6%,1999年降至2.1,2003年上半年农民人均收入1158元,同比增长2.5%,增速下降了3.4个百分点[5]111页。此外,自2000年以来,中国粮食已连续4年出现产不足需的局面,而且缺口逐年扩大,2003年粮食产需缺口更是高达1000亿斤[5]102页。面对这些数据,笔者不禁要问,“三农”问题不解决,中国能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吗?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模式适合当下中国吗? 2.中国的资本资源仍然相对紧缺。 如前所述,重工业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工业部门。丰富的资本资源是大力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之一。而我国的资本资源仍然比较紧缺。虽然2003年我国城乡储蓄存款余额达103599.5亿元,比2002年增长19.2%,并连续三年增长率达到两位数[5]322页;2003年上半年外商实际直接投资也增长了34.3%,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增长了40.3%[5]15页,但这些资本资源仍然无法满足中国这一巨型经济体的资本需求。尤其在一些欠发达地区,投资不足现象依然严重。此外,由于投资环境问题、能源短缺问题等原因,中国吸引外商投资的增长速度存在逐渐减缓的危险。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资料,2004年上半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338.8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1.99。增速已经较去年上半年的14.5%有所放缓[6]。很难设想,在资本资源紧缺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大力发展重工业。 另有学者认为,国际产业特别是资本品制造业开始较大规模地向中国转移将为我国重工业发展提供支持。对此,笔者有两个担心:①外商大量投资我国的重工业,其根本动机是赚取利润。在当前我国工业技术仍然落后、知识产权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其最终结果很可能如厉以宁所说:“……外资使用了国内廉价的劳动力,消耗了中国的能源,最后赚取利润离开[7]。” ②重工业关乎国计民生,是建立一国独立的工业基础和工业体系的关键。而大量外资涌入我国的重工业部门,势必影响我国整个工业体系的独立性和抗风险能力。 (二)中国缺乏重工业大发展的社会基础 1.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较低 有学者认为,中国正在加速的城市化将为重工业的大发展提供空间聚集条件。重工业的大发展反过来又将为城市化提供产业支撑。而据笔者所知,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约为40%(甚至可能更低),大大低于多数发达国家进入工业化中期时约60%的水平,甚至比同等工业化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也低约15个百分点。即使中国的城市化速度每年保持在1%-1.5%的高速度上,也要过20年左右才能达到西方工业化中期时的城市化水平[8]。而且,在农业人口庞大、城镇就业岗位紧缺、城市扩散效应较弱的形势下,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是步履维艰。失业人口再就业难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这“两难”问题将长期困扰着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由此,在当下中国,就业率与城市化水平存在着一种正相关关系(如下图所示)。 需要解释的是,在当下中国,就业率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只是相关关系,而非必然因果关系。但我们采取的一系列提高就业水平(包括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措施(如发展服务业、兴建小城镇等等),将会促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包括在曲线Ⅰ1上的移动及由曲线Ⅰ1向曲线Ⅰ2的移动)。所以,吸纳劳动能力较低的重工业对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将不会有明显的效果。而这反过来又会制约我国重工业的发展。 2.社会不稳定因素不容忽视 我国的失业人口群体庞大,就业问题依然十分严重。如果要大力发展吸收劳动力能力较弱的重工业,就必须要有相应的、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而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仍存在诸多问题:社会化程度低、覆盖面小;保障基金多头管理;体制分散;基金没有“专款专用”且浪费严重;保障水平较低;尤其农村的社会保障非常薄弱。这些问题导致失业、危难等弱势群体的生活得不到切实的保障。再加上贫富差距悬殊、社会流动加快等等原因,社会不稳定因素(如犯罪、自杀等)发生的频率上升趋势日益明显。试想,一个面临“断裂”危险的社会承受得住重工业的大发展吗? (三)中国缺乏重工业大发展的能源与技术支撑 1.中国重化工业的能源之忧 中国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在能源储备上,我国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石油资源的人均可采储量仅为2.6吨,而世界平均水平是23.5吨。自1993年开始,我国已成为石油净进口国,而且进口数量在逐年增加[9]。重工业的大发展将消耗巨量的能源。据统计,目前我国重工业单位产值能耗约为轻工业的4倍。2003年,中国GDP占世界的4%,而这一GDP的实现消耗了2.6亿吨钢,约占世界的25%;消耗了近17亿吨煤,占世界的30%;耗用8.2亿吨水泥,约占世界的50%;消耗了2.5亿吨石油、1.89万亿度电。单位能耗相当于世界平均值的3.4倍[10]。据此,以重工业为主导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将给中国带来能源危机恐怕不是危言耸听。 2.中国重化工业的技术之忧 重工业大多数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对技术进步有很强的依赖性。近十几年来,以网络化和信息化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正在全世界蓬勃展开。我国整体科技实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尤其是在高新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但是,我国在许多的科技领域仍然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且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也较长。根据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2000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中国科技竞争力排名继1999年大幅下降12位后,在2000年又下降3位,名列第28位[11]。此外,我国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还存在规模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缺乏能与世界跨国公司相抗衡并不断促进产业升级的龙头企业和骨干企业等一系列问题。技术出创新的滞后使我国重工业的发展长期陷于低效率、高能耗、高浪费的粗放型增长状态。若不加强技术研发,一味拼规模、拼资源,必将加重我国的能源压力。 三、警惕:重化工业论的陷阱 罗默和卢卡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内生的增长过程。他们用内生因素来解释长期增长率,提出一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是由一系列内生变量(包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等)决定的。这些内生变量对经济发展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同时,它们对政策又比较敏感,受着政策的影响。 我国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与旧发展模式相适应的体制和政策仍未得到根本转变。又由于在财政体制、官员考核等方面存在许多问题,各地政府投入大量资源发展重工业,大搞“政绩工程”。所以,目前中国出现的重工业热潮,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内生结果(即不是经济体内部各因素积累的结果),而是各地政府调节的结果。这种忽视经济发展规律的盲目重工业化,将会导致许多严重问题,把中国经济引入陷阱之中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一、 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

首先,国际环境依然不容乐观,大多数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疲弱,还未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这给中国外贸出口带动很大影响。2014年5月,美国“国债”突破16.7万亿美元“债务上限”;10月,美国政府17年来首次停摆,美国国债存在违约风险,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必然要受影响。一些新兴经济体增速也有所放缓,发达经济体的失业率仍居高不下,很多国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采取的超常规财政刺激政策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我国的周边环境还很不稳定,存在诸多威胁。这些因素对中国经济必将产生许多外部压力,包括经济和政治等方面。

其次,内部体制出现障碍。中国能够快速发展到现在,依靠的主要发展模式是以吸引外资、廉价劳动力以及迎合外部需求的生产导向为基础的旧有模式。旧模式中的三个要素或称制度红利、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把中国带到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上,但是现在这种模式潜力已基本耗尽。中国人口老龄化非常迅速,人口红利逐渐丧失,很快将迎来“刘易斯拐点”。2012年中国劳动力数量首次出现了减少,正以历史最快速度从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转变。经济增速放缓,现有发展模式的所有弊病都达到了高峰。此外,资源不足、环境污染,严峻的生态形式也是个棘手的问题,使得一直支撑经济增长的体制内部出现了制度性疲劳和障碍。第三,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根据国际发展的经验,新兴市场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使原本良好的发展势头转变轨迹,就像掉入陷阱一样,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典型的表现是上个世纪后半期若干拉美国家。2012年我国人均GDP已达6 100多美元,正处于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艰难爬坡阶段。

二、 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总体良好,但长期的快速发展,积累和遗留的各种问题也十分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发展方式粗放落后,经济结构不合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种发展是粗放的,缺少内涵、质量和效益,是不可持续的。我国的经济增长是主要停留在粗放经营方式上,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传统发展模式。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环境发展不协调,导致资源严重缺乏。据有关方面测算,我国经济增长中依靠资本和劳动投入增加的贡献率占72%,依靠科技进步等促使要素效率提高的贡献率仅占28%,而发达国家后者占50%―70%。具体来看,其一,在经济效益方面,我国经济运行并没有从根本上克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痼疾;其二,在经济结构方面,产业结构的失调依然存在,农业基础薄弱,发展缺乏后劲,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等。

(2) 贫富差距过大。根据联合国有关组织分析,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表示收入差距相对合理。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基尼系数达0.474,远远超过0.4的警戒线,是世界上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使社会财富过多地集中在少数高收入阶层手中。同时,城乡差距、行业差距、地区差距也都在扩大,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这些问题如果不进行调节,就使人们的不公平感增加,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社会矛盾就突出,这也是上世纪许多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因素。

(3) 经济发展面临下行压力。中国经济以9.8%的速度持续增长了30多年,2012首次“破8”,为7.8%,预计2013年约为7.7%,发展速度继续放缓。过去作为支柱产业的房地产正进行宏观调控,日趋减缓;内需乏力仍是我国长期经济发展的顽疾。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支撑外贸出口高速增长的国际环境也在改变,使得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因素正在消减和逆转。目前,虽然国内经济仍保持较快增长,但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突出,繁荣的背后有太多的泡沫。

(4) 区域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梯度发展”政策,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指导下,经过30多年的发展,迅速拉大了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发展差距。从地区生产总值来看,2011年GDP最高的广东省为52 674亿元,约是西部10省GDP的总和,是最低的西藏(606亿元)的87倍,是中部江西(11 584亿元)的4.5倍,北部吉林(10 531亿元)的5倍。与此同时,中东部地区差距、南北差距、城乡差距也随之越来越大,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凸显。区域发展不平衡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一大障碍。

(5) 市场和资源环境有待改善。市场环境的好坏关乎经济的发展,也会影响社会稳定。近年来,我国食品、医疗事件频发,安全问题层出不穷。从三聚氰胺、瘦肉精,到苏丹红、地沟油,形形色色的安全问题,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健康;假冒伪劣、社会欺诈现象依然十分突出;社会诚信和社会道德水平依然不高。这些不良的社会现象严重污染市场环境,也严重影响人们的消费信心,阻碍内需的发展。此外,伴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我国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现象严重,资源环境问题也日益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中国高碳的能源结构使中国的发展处境极为不利,如果我国不能在低碳化方面取得积极进展,经济的增长空间将进一步被压缩。

三、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对策

面对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要保持经济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关键要破解转型升级、和谐发展、改革创新三大难题。以转型促发展,以和谐求稳定、以改革求出路。

(一) 转型升级促发展

当前,支撑中国经济发展30多年的旧模式已到临界点,转变发展方式是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开启“发展升级版”和“奇迹第二季”是新一届政府的紧迫任务。

首先要转变发展观念。发展是硬道理,“硬发展”没道理。要打造“中国升级版”必须走科学发展观的道路。要实现真正的国富民强,必须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改变一些政府官员唯GDP增长论英雄的观念,转变发展方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生活观念,正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经济社会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抛弃高消耗、重污染、低效益的传统发展模式,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其次,要以扩大内需为抓手。扩大内需是我国当前经济转型的战略基点和根本出路。由于受国际经济环境影响,我国出口贸易已不能继续为宏观经济增长提供强大动力,扩大内需就成为当前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抓手,努力实现由出口拉动型经济向内需推动型经济转换。要努力保持消费与投资的动态平衡,实现消费和投资的双重拉动,从而增强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扩大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众所周知,出口、投资、消费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在这“三驾马车”中最具实际意义的是消费。在出口乏力的条件下,投资和消费成为主导,但最根本的是消费拉动。没有消费,投资也缺乏动力源泉。当前,国内需求发展潜力巨大。中国有13亿多人口,有世界上最大数额的居民储蓄,截至2011年底,我国居民存款余额达到35.2万亿元,许多行业如教育、医疗、环保、能源、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供应短缺,这意味着在我国内需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

促进城镇化发展是我国内需的一大源泉。经济学家迟福林指出:城镇化是支撑消费释放的最大潜力所在。城镇化率的不断上升,必然会带动人力资本、土地资源资本化等诸多潜力的进一步释放。城镇化不仅可以扩大投资,还能有效促进消费,并对扩大内需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目前我国农民工总量达24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约15亿,城镇化发展蕴涵的内需潜力十分巨大。[2]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到2020年,如果我国的城镇化率能达到60%,这将形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依托。

第三,以调整经济结构为重点。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打造中国升级版的主攻方向。要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支持企业在竞争中淘汰落后产能,积极落实支持小微型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切实改善小微型企业特别是科技型小微企业的发展环境。

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是结构调整的重点方向。2012年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446%,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中等收入国家53%左右的平均水平。加快服务业发展,不仅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也是减轻就业压力、改善民生的需要。通过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拓展服务业新领域,发展新业态,培育新热点。不断提高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积极引资、引智,加快提升服务产业竞争力。扩大开放合作,加大服务业招商力度,鼓励外资投向服务业基础设施和新兴服务业。对传统服务业的升级改造,提高服务业的层次,实现产业化、规模化、现代化。

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要特别注意去占领“微笑曲线”的两端。“微笑曲线”理论是台湾有“IT教父”之称的宏基总裁施正荣提出的。他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企业只有不断创新进取,向“微笑曲线”两端逐步发展,争取竞争的主动,才能扩大附加值及利润空间。因此,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重视产品研发、大力推动自主创新,走科技创新之路。

(二) 社会和谐求稳定

和谐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稳中求进”是当前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中国经济在经历30多年的高速发展后,积累了许多难题和矛盾。迫切需要认真解决,以利再进。具体讲,和谐发展关键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 缩小贫富差距。要保持社会稳定、和谐,减少社会矛盾,就必须缩小贫富差距。要逐步调整收入分配体系,加大再分配调节。要大幅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大幅减少扶贫对象;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促进社会财富分配由“哑铃型”向“橄榄型”转变。逐步缩小贫富差距,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使全社会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2) 保障和改善民生。民生连着发展、连着公平、连着和谐。及时解决日益突出的民生问题,可以防止未来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隐患。要摆脱对GDP的崇拜,把经济发展从“以物为中心”过渡到“以人为中心”,把经济增长与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结合起来,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要积极规范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广大群众的后顾之忧,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要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从而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要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改善市场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和平等享受的权利。紧紧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5] 要继续加大反腐力度,坚持不懈地与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反腐倡廉也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

(4)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这是保持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要实施全国一盘棋战略,注重区域平衡和协调发展,逐步缩小东西部差距、南北差距和城乡差距。在进一步推动东部地区转型发展的同时,积极支持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崛起,不断加大对边山老少穷地区经济扶持力度,继续实施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对口支援,把先富带动后富落到实处。

(5) 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继续小平同志“韬光养晦”战略,紧紧扭住发展大方向,埋头苦干,科学发展。要以合作求发展,增强互利共赢,运用智慧和策略妥善解决与周边国家的领土纠纷。着力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着力维护和平发展的大好形势。为保障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三) 深化改革是出路

中国当前再次来到十字路口,旧模式的潜力已基本耗尽,唯寄希望于新一轮改革。依靠改革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是新一代领导人施政的一个着力点。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志指出,改革是中国发展最大的“红利”。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刘艳提出改革是拉动中国经济的“第四架马车”,认为一个国家经济崛起的初期靠的是技术革新和劳动成本优势,而真正的持续发展则要靠先进的制度和不断优化的社会经济规则。 以经济学家贾康为首的经济研究小组提出“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强调以推动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着力从供给端入手推动中国新一轮改革,实现“双创、双化、双减、双扩、双进、双到位” 的政策主张,为我国当前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

当前,我国的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全面深化改革要特别关注以下几方面。

一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既要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又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快改革财税体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3]维护金融稳定。

二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是发展的永久动力,也是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关键。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3]要积极打造技术创新的公共平台,为企业自主创新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政府应注重对具体产业领域自主创新的引导和扶持,大力培育具有高端技术的战略性和策略性产业。同时,把人力资本积累作为培育自主创新能力的重点任务,加快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政府应加大科技资金投入,积极构建完善的科研体系,从而占领未来技术的制高点。必须更加重视技术创新,切实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经济发展从主要依靠投资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三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5]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着力促进农民增收,保持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6]。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促进城乡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和优化配置。继续着力扩大就业,带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完善人口社会管理制度,推动“农民工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群体融入社会”。继续创新农业发展方式,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建立城乡衔接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福利保障和就业等制度,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现状

我国发生经济危机

2004年的预言:我国会发生经济危机吗?

作者:谭根林

我国会发生经济危机吗?

关于经济危机,马克思说它的原因是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性之间的矛盾。从制度上讲,我国已经实行了私有制,因此,我国已经有经济危机存在的基础。从我国的经济实践来看。1978年的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26年了,这26年已经为我国出现经济危机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人的经济循环运动可以分解为产品的循环运动和货币的循环运动,产品的循环运动和货币的循环运动可以复合为经济循环运动。人类的产品循环运动,不管存在还是不存在所有制,它都一定存在的,因为人要生存,就必须有维持生存的产品,产品又是产品循环运动的动力,这个动力一方面让环境要素不断转换为产品,另一方面,使产品不断退化为环境要素(具体的理论在我的现实经济学里,下同)。与产品的循环运动不同,货币的循环运动是以所有制为基础的,没有所有制,就没有货币,更不会有货币的循环运动。

货币的循环运动一方面使影子货币不断转换为货币,另一方面,货币不断转换为影子货币。货币的职能有两个,一个是货币的基础职能,货币的基础职能是:货币是财富分配的工具。货币的另一个职能是衍生职能。

根据这些理论来分析我国现在的经济实践,其结论是:我国在5年内将发生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的破坏力,将超过文化大革命,这次经济危机发生后,人们会对我国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进行一次反思。那么为什么我国在5年内会发生经济危机呢?

一、我国经济危机出现的基础:市场经济。

必须指出的是,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水火不相容的。我国实行的市场经济不仅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更为糟糕的是,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市场经济使人没有了道德,也没有了诚信。人是靠道德和诚信粘合成社会的,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了道德和诚信,这个社会将会出现生存灾难。有人说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我不知道这些人所说的法制经济是什么法制经济。

市场经济的基础是私有制,没有私有制,就没有市场经济。私有制的存在,为私有财产的存在提供了制度基础,这个基础是人积累财富的根据。想想看,没有私有制,我们怎么能够“积累财富”?人们通过什么来积累财富?是劳动吗?当然不是,如果是劳动积累财富,那些辛辛苦苦的工人、农民,他们为什么不会成富豪呢?是通过创造财富吗?当然不是,不然,那些创造财富的人为什么成不了富豪呢?

人们是靠市场来积累财富的,人们靠市场积累财富可以和创造财富无关,因为人们通过市场,可以合法地参加财富的分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参加财富分配的人,完全可以不参加财富的创造或只参加少量的财富创造。比如,苹果生产商一年生产苹果10吨,当进行第一次分配时,生产商分得苹果10吨,工人分得货币3万元。工人用自己分配的货币对苹果进行第二次分配,如果苹果2元一斤,3万元可以分得苹果7。5吨。由于我们实行的是市场经济,某投机商通过各种手段从金融机构借得4万元,将10吨苹果全部买下,这时,市场的需求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投机需求,一部分是工人的实际需求。由于投机商的介入,工人无法从生产商那里分配苹果,他们只能到投机商这里来分配苹果,如果投机商每斤苹果卖3元,工人3万元就只能在投机商这里分到5吨苹果。这个例子是不是告诉我们:创造财富的人不拥有财富,而不创造财富的人拥有财富?

那么,为什么市场经济是我国即将来临的经济危机的基础呢?在前面我提到产品的循环运动和货币的循环运动。在没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的经济活动可以只有产品的循环运动,在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的经济活动必然可以分解为产品的循环运动和货币的循环运动。产品的循环运动由企业来完成,货币的循环运动由金融机构来完成。企业可以根据产品的循环运动构成产业链,产业链可以构成产业网,产业网和金融体系构成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金融机构可以根据货币的循环运动连成金融链,金融链可以连成金融网,金融网就是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是什么将生产要素粘合在一起的呢?是货币。没有货币,企业马上就会瓦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货币,一方面它可以是企业生产要素的粘合剂,另一方面是企业生产要素的分解剂。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现在在香港和国内两个市场拼命发股票的某家公司未来的命运就可以知道了。

二、我国经济危机出现的条件:两极分化。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货币一方面是生产要素的黏合剂,另一方面又是生产要素的分解剂。那么,在什么条件下,货币会成为生产要素(企业)的分解剂呢?这个条件就是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由于富人不创造相应的财富,所以,贫富两极分化的过程,一方面是产品市场极度繁荣的过程,另一方面是企业不断破产、不断产生的过程。

1、市场的极度繁荣。

我们现在的市场是极度的繁荣,什么都有卖。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和我国的贫富两极分化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上面说过,货币是一种分配的手段,在一个没有投机经济的社会(见我写的《投机经济》),分配只有两次,一次是产品的生产,另一次是产品的分配。在一个投机经济的社会,分配有可能是10次,甚至20次。由于投机分子通过投机控制了货币,同时把产品的价格抬高(见前面的例子),真正有需要的人,就没有钱来买市场上的产品(马克思说的生产的相对过剩),这时,一方面有需要的人买不起产品,另一方面产品卖不出去,产品卖不出去不就被一天天地摆在市场上,你说市场能不极度繁荣吗?

富豪是怎么变富的呢?他们是通过投机变富的。富豪投机的领域很多,在产品市场,他们倒卖产品,在资本市场,他们资本运作,在不动产市场,他们哄抬价格。通过这些投机活动,他们控制了货币,使有真正需要的广大人民买不起产品,正是广大的人民买不起产品,才使产品市场极度繁荣。

2、企业不断破产、不断产生。

由于富豪控制了货币,一方面消费者买不起产品,另一方面企业卖不出产品。企业卖不出产品,企业不就要破产吗?可是,我们的企业有很多是国有企业,如果让国有企业破产,一方面,企业的管理人员要失去工作,另一方面企业的主管部门没有面子。当然,他们会说不让国有企业破产是为了工人的饭碗,其实,这是借口。值得一提的是:国有企业的破产,不是因为国有企业有问题,而是国有企业存在的环境市场经济有问题。要让国有企业不破产,办法有两个,一个是向银行借,另一个是向股票市场发股票。向银行借的结果是借出一大堆不良资产,另外,我国货币的供应和GDP比为2:1,而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的比率为1:1,很有意思。向股民发行的结果是:一方面产生了一批资本运作的高手(严格地讲他们是搞关系的高手),另一方面产生一大批套牢的股民。

我国本来应该出现一大批破产的企业,可实际破产的数量没有那么多,这些企业,随着金融体系的变化和股票市场的变化,它们中的大多数,还是要在将来破产的,它们的破产为我国5年内的经济危机准备着条件。

投机份子有了货币以后,他们会有做“一番事业”的冲动,这时,新的企业会不断产生。投机分子做企业可不是传统意义的企业,他们会继续他们的资本运作把戏,直到我国大规模的经济危机的那一天。

三、我国经济危机出现的征兆:我们的社会已经犯病

我们的社会已经犯病。那么我们的社会有那些病征呢?我们社会的病征是粘合社会的最基础的东西,如道德、诚信等已经被破坏。为了货币,人们可以做任何事情。社会犯病,是未来我国经济危机破坏力极强的根本原因。

四、我国经济危机的引子。

我国的经济危机会从货币的循环运动开始,由于货币的集中,一方面,企业没有足够的货币,它们要维持生产,只能通过融资,融资一方面产生不良资产,另一方面,使生产相对过剩。另一方面,消费者没有足够的货币,造成市场的虚假繁荣。当不良资产使金融机构破产时,金融链会断裂,金融链的断裂会导致金融网的破裂,金融网的破裂,将会使货币的循环运动发生障碍,进而影响产品的循环运动。

我国经济危机的引子还可能来自于我国的体制。有的政府部门,出于发展经济的需要,根据错误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扩大投资。投资的扩大,一方面会增加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会增加影子货币转换为货币的速度和规模,当政府投资的项目不能回收货币时,这些投资首先会影响货币的循环运动,接着就是产品的循环运动。

我们已经处在经济危机的火山口上,那么,我们的经济危机可不可以避免呢?如果我们要避免经济危机,我们首先要放弃的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有积极的一面,它可以利用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来发展经济,但市场经济的破坏作用是巨大的,它不仅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要减少经济活动中的投机活动,投机活动能够控制住,贫富差距自然可以缩小,那种试图通过增加就业来缩小贫富差距的想法是错误的,两极分化的根源一是私有制,二是投机活动。

建立正确的经济学体系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人的经济活动。经济学的任务是协调人与人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要管理人的经济活动。管理人的经济活动的基础是描述人的经济活动。只有正确地描述人的经济活动才能管理人的经济活动,西方经济学是错误的,它的错误不仅在于它的逻辑起点,也在于它的逻辑体系。如果我们还迷信西方经济学那些东西,它带给我们的只能是灾难,因为我们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就是市场经济实践的结果。

注:社科院网站2004年的网页曾介绍这篇文章:

当代中国发展现状

21世纪的中国注定要进入一个经济空前发展、体制全面转型、国家和平崛起的新时代。

资本的潮流波翻浪涌:人民币升值、股权分置改革、经济高速成长等多重因素汇合,催生了中国股市这一轮空前绝后的大牛市。牛市的发展不仅引发了巨大的财富效应,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还催生了中国经济史上一个全新的时代——资本时代。

资本时代是资产变资本、技术变资本、资金变资本、资信变资本的时代,是市场机制重置、市场理念重塑、市场功能重建的时代。中国进入资本时代,意味着经济体制与机制的全面转变。

资本时代是全民投资的时代。全民投资、全民创业、全民创富将成为资本时代的主流,整个社会的金融意识也将在发展中得到空前提升。此时,社会资本的主要表现形态将不都是实物而是价值,资产证券化的过程将使社会资本的运动得到加速。资金变资本、技术变资本、资产变资本、资信变资本的过程既是社会经济高度市场化的过程,也是社会发展高度文明化的过程。中国经济能不能从大国经济走向强国经济,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的资本时代能不能加速到来。

社会经济发展进入资本时代,其最主要与最核心的标志是资本的意志得到充分体现,资本的能量得到充分释放,资本的潜质得到充分发掘,资本的机制得到充分发展。这是一个成长模式重大转型的时代。制度维护资本的利益与边界,资本推动经济的运行与发展--社会经济就这样在资本与市场、市场与制度的共振中走向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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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访客 2022-10-10 03:05:44 回复

    需就成为当前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抓手,努力实现由出口拉动型经济向内需推动型经济转换。要努力保持消费与投资的动态平衡,实现消费和投资的双重拉动,从而增强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扩大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众所周知,出口、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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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访客 2022-10-10 01:20:41 回复

    累财富”?人们通过什么来积累财富?是劳动吗?当然不是,如果是劳动积累财富,那些辛辛苦苦的工人、农民,他们为什么不会成富豪呢?是通过创造财富吗?当然不是,不然,那些创造财富的人为什么成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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